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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老师的教育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陶渊明的田园诗   

2010-05-24 11:54:18|  分类: J老师的百宝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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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陶渊明的生平

  陶渊明(365?~427),又名潜,字元亮,号五柳先生,寻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附近)人。

    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。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;祖父做过太守,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。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,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、谢等士族相比,但又不同于寒门。陶侃出身寒微,被讥为“小人”,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。可以想见,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。

    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,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,“少年罕人事,游好在六经”(《饮酒》其十六),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。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,这固然是实情,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。“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”(《杂诗》其五)就透露了这一消息。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,不久即辞职。后来江州召为主簿,他未就任。

    安帝义熙元年(405),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。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,在官八十馀日,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。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,据《宋书》本传记载:“郡遣督邮至,县吏白:‘应束带见之。’潜叹曰:‘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!’即日解印绶去职。”而他辞官时所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:“归去来兮,请息交以绝游,世与我而相违,复驾言兮焉求!”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,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,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,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。

辞彭泽令,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。此前,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,隐居时想出仕,出仕时要归隐,心情很矛盾。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,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,但心情仍不平静 

(二)陶渊明的思想 

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物我一体,心与大自然泯一,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,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。玄学思潮起来之后,士人以老庄哲学为依归,追求任自然以适情。从理论上说,这应该是可以达到与道泯一的境界的,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达到。嵇康、阮籍没有达到,会稽名士没有达到,更不用说中朝名士了。他们之所以没有达到,最主要的一点,恐怕就在于他们做不到委运任化。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,衣食住行,都有各种关系的制约,不可能独来独往为所欲为。出处去就,时运否泰,不可能事事如意,因之便会有失意,有困厄,有苦闷,有悲哀,有种种祸患的到来。当生老病死、祸患困厄到来时,不能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对待,便陷人烦苦怨愤之中。这样,要返归自然,达到物我泯一的境界,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。陶渊明超出于他的前辈之处,就在于他以委运任化的态度,去对待出处去就、时运否泰,去对待世网的种种羁缚与纠结。

1、他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。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准则,最主要的是一片仁心与安于贫穷。只要是生活在世间,便会有种种瓜葛,会有不合理、不公正的现象存在,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,这几乎成为千古共识,问题只在于宁如何对待与处理这些不公平不合理。这样一个十分显浅的问题,它的结果却涉及到不同的文化传统、不同的文化素质与不同的指导思想。陶渊明如何来处理不公正与不合理,如何去除不平之感而走向心境的宁静。  陶对现实是有不平的,虽然他没有直接抒泄出来,但是在《读山海经》等诗中却有明白的暗示,在《述酒》中也有隐约的表述。不过他的一生中,始终没有把这不满发为牢骚。他对人生,充满着一种纯真的仁民爱物的胸怀,存在着一种仁心相爱幻想。他理想的是一个人人和睦相处,没有不公与欺诈,安居乐业的社会。这个社会其实就是儒家先王至治的理想社会的另一种描述,“俎豆犹古法,衣裳无新制。”但是给他最大的克制力量的,是他的“固穷”的思想。“固穷”,包含着不畏贫穷,在贫穷中能坚持操守,安于贫穷等等含意。君子忧道不扰贫,一直是儒家信奉的重要原则。他所谓“道”,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,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,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。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,而是不肯同流合污。他希望建功立业,又要功成身退。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,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,但是他能用“道”来求得平衡:“贫富常交战,道胜无戚颜。”(《咏贫士》其五)“安贫乐道”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,也是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2、帮助他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的,除了儒家守固穷的思想力量之外,还有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。一念心寂方境皆虚,一切世间种种相,既虚幻不实,则不如意事之烦恼便也自行消解。《归园田居》五首之四:“ 人生似幻化,终当归空无。”《形·影·神》诗中的《神释》: 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 这都是一切法毕竟空,世间一切皆如幻如梦如镜中象水中月,原为幻象本非实有的般若思想的表现。

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。“自然”一词不见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。老庄所谓“自然”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“自然界”,它是一种状态,非人为的、本来如此的、自然而然的.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,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,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。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,抱朴而含真。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、未经世俗异化的、天真的性情。所谓“质性自然、非矫厉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序》),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,受不了绳墨的约束。所谓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,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。 

总之,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:陶渊明有世俗的种种纠结,但是他安于贫穷,他用儒家的固穷的思想,用般若的万有皆空的思想,摆脱了世俗的种种纠结,走向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。即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“伪我”,以求返归一个“真我”。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,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,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。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,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,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。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,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,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。

(三)陶渊明的田园诗

1、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、田园生活的简朴,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。

或春游、或登高、或酌酒、或读书、或与朋友谈心,或与家人团聚,或盥濯于檐下,或采菊于东篱,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、日见茁壮的桑麻,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。如“山涤馀霭,宇暖微霄。有风自南,翼彼新苗” (《时运》)。写山村的早晨,晨雾渐渐消失,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。“邻曲时时来,抗言谈在昔。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(《移居》其一)。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,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。

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馀亩,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馀闲。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《归园田居》其一

     守拙与适俗,园田与尘网,两相对比之下,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。南野、草屋、榆柳、桃李、远村、近烟、鸡鸣、狗吠,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,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。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一远一近, 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以动写静,简直达到了化境。

    2、写躬耕的生活体验,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。《诗经》中有农事诗,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。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,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,陶渊明是第一位。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。《归园田居》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:

     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。

    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,带月荷锄、夕露沾衣,实景实情生动逼真。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,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,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。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写出人生的理念:

     人生归有道,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营,而以求自安。开春理常业,岁功聊可观。晨出肆微勤,日入负耒还。山中饶霜露,风气亦先寒。田家岂不苦,弗获辞此难。四体诚乃疲,庶无异患干。盥濯息檐下,斗酒散襟颜。遥遥沮溺心,千载乃相关。但愿长如此,躬耕非所叹。

     陶渊明认为,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,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。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,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,都很真切。“田家岂不苦,弗获辞此难”,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。“四体诚乃疲,庶无异患干”,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。?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?大约是很有限,甚至,也许是可有可无。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,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。

 

 3、陶渊明的田园诗,还牵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。。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,竟有几十 处提及“老”和“死”。但在哲学上,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,这在组诗《形、影、神》 中表达得最明白。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,让“形”提出饮酒自乐、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(这近于《古诗十九首》),又让“影”强调应追求事功,建立身后之名(这近于建 安文学)。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,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,他在第三首《神释》中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,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,毫无意义,应该是: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也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即归化于自然,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,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。
  “自然”哲学的这一种内涵,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,如陶诗中最著名的《饮酒》之五就是:
  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
  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
  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 
渊明那双眼并未主动、特意地“就”南山,他没“看”南山,不过有一瞬间,机缘凑巧,南山恰好“见”――出现――在他眼里了;当然,南山也未专门来“就”渊明。渊明诗里的两造同是自然间的自在之物,同样安适自如,并不彼此打扰;它们同在安适自如的自然里,也各享自己的安适自如;它们可以说感得到彼此的心境,而并不打扰彼此的心境。他虽多次迁居,都在南山附近,从前的体悟沟通里,南山当是他心里自然的化身、代表,他的心理过程全在南山中、依托着南山流动。南山在他的道心里占有特别的地位,它参与着道心、与道心密合无间。因此,南山是个最适宜激发他道心的外物。某一天的某一刻,他采菊抬头,南山入目――也许便在那一刻,“目击道成”,他从前的体悟,忽的开一季花结一季果,心境忽的给平和的欣然、安适的悠然全体浸透了。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,当然,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、哲理的向往。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,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。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,它是有价值的;作为诗歌的理蕴,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。
  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、旷洁悠远的外貌,此即前人所言“静穆”。但在这背后,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,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

总结:陶渊明田园诗的产生,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,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作出了肯定答复。本来,诗人和同时代人一样,也有苦闷,但他通过回归自然、参加劳动、享受亲情、从事创作,找到了新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,并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(桃花

()陶渊明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征

1、情、景、事、理的浑融。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,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,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,普普通通之事,表达高于世人之情,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。陶诗重在写心,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、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。他无意于模山范水,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,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。陶诗发乎事,源乎景,缘乎情,而以理为统摄。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,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,依依升起的炊烟,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,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,床上的清琴,壶中的浊酒,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、秋菊、孤云、飞鸟,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,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,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。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:  人生归有道,衣食固其端。 《杂诗》:盛年不重来,一日难再晨。

 

 2、平淡朴素      前人往往用“平淡朴素”概括陶诗的风格,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,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。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,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,所以大多通篇简洁,少作铺排,诗的意境,也总是比较完整,从总体上感染读者,而不以一字一句,某个片断吸引人;陶诗不仅仅是朴素,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。陶诗所描写的对象,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,如村舍、鸡犬、豆苗、桑麻、穷巷、荆扉,而且一切如实说来,没有什么奇特之处。然而一经诗人笔触,往往出现警策。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、夸张的手法,只是白描,朴朴素素。如:“种豆南山下”,“今日天气佳”,都是明白如话。他对自然的美,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,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。像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写乡村的恬静,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”,物我情融,耐人寻味。

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,只是不露痕迹,显得平淡自然。正如元好问所说:“一语天然万古新,豪华落尽见真淳。”(《论诗绝句》

   (五) 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。

1、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,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。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,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,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。只是在陶渊明笔下,农村生活、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,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。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,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,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。
   2、宋代,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。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,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,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。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:“其诗质而实绮,癯而实腴,自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人,皆莫及也。”(《与苏辙书》)特点抓得相当准,评价也格外的高。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。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。
   3、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,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,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,往往回归到陶渊明,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,并借以安慰自己。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,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,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。这样,既满足了精神上、道德上的自我安慰,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。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等莫不如此。于是,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,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。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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